【翻译】丹尼尔·C·丹内特《从细菌到巴赫:心智的进化》——意识揭秘?

 丹内特在这份关于心智进化的研究中声称,不存在“困难的问题”,意识不比重力更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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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丹尼尔·C·丹内特《从细菌到巴赫:心智的进化》——意识揭秘? 

作者:Steven Rose

译者:杨银烛

来源:The Guardian——Science and nature——Book of the day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7/feb/02/from-bacteria-to-bach-and-back-by-daniel-c-dennett-review?CMP=Share_iOSApp_Other  

不要被标题愚弄了;在哲学家丹尼尔·丹内特(DanielDennett)探讨意识的最新大作中,与细菌相关的微乎其微,与巴赫相关的仅有一段简短的插叙。然而,恰如他直言不讳的那样,他热爱头韵。以及大写字母。以及新词。他也曾写过数本与心灵、意识和进化有关的书,因此我们有理由询问:在这本宣传语所声称的“巨作”中,他是否有新论可言?如果我的回答是“呃,某种程度上算有吧”,那么我必须坦言丹内特和我并非总是见解一致的事实。实际上,一份德国杂志一度把我们的照片处理成一对毫不留情互斗的拳击手。尽管如此,也尽管他大概不会为此感谢我,我对此书倒颇有认同之处。

丹内特是美国心灵哲学家的一员,因此不同于大多数英国心灵哲学家,他惯于对进化生物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的工作进行对话和回应。他的英雄分别是:生物领域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人工智能领域的艾伦·图灵(AlanTuring)和信息论领域的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这些人在他的书中被频繁引用。他的敌人包括普遍意义上的神创论者和神秘主义者,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博学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以及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Lewontin)。他的目标是提供一种对人类心灵和意识的进化起源的唯物主义解释,这一解释通过诉诸迷因(meme)这一具有诱惑力的道金斯主义概念,将以基因为基础的自然选择拓展到人类文化。

从细菌到巴赫是一本令人恼火的书。它过于冗长,有太多重复性的内容、近乎放纵的离题闲谈和自我参照(不少于64处对他自己出版物的引用)。但在所有这一切之下的是个巧妙而有趣的论证。其梗概如下:心灵和意识的神秘程度与其它自然现象——如重力相比,既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只需保证合适的化学和物理条件,生命体就会从原生浆液中形成,而只要保证合适的条件,生命就会进化成有大脑的有机体,比如人类。人类是一种极其社会化的动物,因此需要与同伴交流、合作、竞争。这就需要思考、记忆、计划和共情的能力——要言之,需要心灵。而心灵需要大而复杂的大脑以支持供养它,这些都通过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产生。

   上述的大写字母是很重要的;它们强调了Dennett仿效创造论者的方式反复声明的一点:自然选择是一位智慧设计者,它通过无意识的达尔文式过程保留适应的变体、筛去不适应的变体,以此持续改善生命体。从生命起源之初,自然选择就产生了智慧设计,制造出只有能力(competence)而没有理解力(comprehension)的有机体。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回避有害刺激的变形虫和能够调节室内温度的恒温器都是有能力的,但它们却不能理解自身行为背后的原因。身为一名激进达尔文主义者,丹内特拒斥著名的古尔德/列万廷观点,即许多貌似被设计出的适应并非是被选择出来的,而是结构性的物理限制下必然导致的结果。然而,他对古尔德的“扩展适应”概念稍稍宽容一些。该概念指的是:原本为实现某种功能而服务的特征同时也可用于其它功能。例如,恐龙的羽毛原本用于调节体温,但羽毛随着鸟类的进化却成了飞行的必需品。

   作为一名哲学家,丹内特对于通向人类的进化路径的细节方面——能力何时变为理解力——不感兴趣。这方面不乏持进化思想的神经科学家写的书,其中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Damasio)的作品位居最佳之列,尽管他颇为吊诡地被丹内特忽视了。达马西奥记录了神经系统的起源,以及大脑的出现和日益复杂化——从单细胞生物到灵长类动物和人科动物,他试图在这条进化路径上定位:我们何时首次感知到自我意识、情感和记忆,何者为心灵和意识的先导。而对丹内特来说,这些过渡的关节只需有一条似乎言之有理的轨迹可循就足够了。

   他将意识自然化的观点与新神秘主义者(new mysterians)针锋相对。后者在两种经验间划了一道不可还原的(irreducible界限:主观的第一人称经验的感受性(qualia),如看见并感受到红色;以及外部观察者的第三人称“客观”观点,即能够明确红光的确切波长,但却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经验是否与你的一致。对丹内特来说,这种哲学家称之为“困难问题”的显著不可还原性是一种错误的区分。意识是一种系统属性,并且是不能被还原的:他同那些立场强硬的分子生物学家也有分歧,尤其是DNA的先驱者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后者试图将意识定位于特定脑区的特定神经元集合中。丹内特反驳道,这些集合如同微型机器人,尽管能够在功能上表现出能力,但只有它们在脑的全体内交互作用才使得理解力成为可能。而随之我们都会产生“用户幻觉”(user illusion),即误以为自己是掌管这些过程的人。我喜欢这种能力/理解力(competence/comprehension)的区分,然而我很怀疑的是,丹内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觉得他自己只是个幻觉是否更甚于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相信我自己是个幻觉。

对丹内特来说,理解能力和意识的进化过程伴随着最初人类的出现,最重要的是伴随着语言的出现而开始。后者往往是进化理论家最大的绊脚石。在此,他主要针对始终坚持人类语言独特性和普遍性的乔姆斯基。乔姆斯基指出,语言与其它任何演化出的人类特征都不同。人们无从寻找原始母语(proto-language)的前身;所有的原始母语似乎都是完全形成且复杂的。丹内特声称,乔姆斯基回避了进化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的许多作品种都有这一缺陷,而2015年的《为什么只有我们?》(WhyOnly Us?)最甚。在此书中,乔姆斯基不恰当地总结道,人类语言必然在原始人类时期经由一次飞跃式的突变,使得用话语表达个人想法得以可能。丹内特反驳道,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语言的起源萌生于人类的社会本能,它出自人类互相交流的需要。这种交流通过现已失传的原始母语进行。

 

他声称:对人类而言,缓慢的生物进化已被快速的文化进化所取代。这同样也通过自然选择得以加强,而这种选择所作用的主体是迷因——基因在文化上的对应物。丹内特认为,迷因是文化传播的单元。它们栖居在人的头脑中,像病毒一样复制,并感染别人的头脑。自然选择滤去了弱迷因,加速了强迷因的传播,由此极大地加速了文化变革。

问题在于,迷因几乎可以是任何东西:一股反戴棒球帽的潮流,一个词汇,一段音乐,一种政治倾向,一句滑稽演员的流行语,抑或是打造一把石斧的方式。基因或多或少是一段特定的DNA序列,有着基本上同等明确的生物功能,而迷因则可以是你选择的任何事物。尽管迷因在晚宴的闲聊中频繁出现,但这一术语如此空洞,以致哲学和生物学上的批评者对它的态度夹在愤慨和苦笑之间。丹内特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用了一章来回应他的批评者们。如果他在比喻意义上使用迷因这一概念,我倒可以容忍(仅仅是容忍)他的热情,但他断然否认了这一点。他坚称,在他对语言起源的解释中,一个单词仅仅是一个可被言说的迷因罢了。

这种空洞性使得迷因概念作为一种理解文化进化的工具而言在理论上毫无价值。丹内特也并不真正需要迷因来为他那不容置疑的断言服务:即文化进化有赖于人类的社会性和协作性。他在最后几章中将文化上进化完全的现代人类本身视作智慧设计者,通过人类已创造的人工智能的力量塑造未来。他提醒我们,文明仍是一项进展中的事业。它可能凋亡,使地球回到细菌时代。另一种可能是,如果人类社会能超越当下的弊病,它就能够茁壮成长。未来是开放的。

作者介绍: 

斯蒂芬·罗斯(Steven Rose):与希拉里·罗斯(HilaryRose)同为《神经科学能改变我们的心灵吗?》(Can Neuroscience Change Our Minds?)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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